福敦在宁波还结识了普陀山寺庙的一位老和尚,他们成了朋友,经常一起喝茶论道。福敦的茶文化终于有了质的进步,他弄清楚了英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——红茶是由红茶树上的叶子制成的,绿叶是由绿茶树上的叶子制成的
他终于明白,红茶和绿茶都是一棵树上结的叶子。老和尚还教会了他茶道——井水与河水泡茶的区别。
1851年,他终于亲自用种子培育出了茶苗,这让他欣喜若狂。于是,通过比尔租地,他培育了近两万株茶苗,用船分三次载到加尔各答。
为什么运到加尔各答?因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,他认为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更接近中国气候。
但是,这两万株茶苗种下去,最终成活的只有八十株。
中国神树,只有中国人才能种活。
不久,他又招聘到8名中国人,这些人不仅会种茶,还会制茶。这些中国人非常高兴,因为足够多的收入,让他们远涉重洋来到异国。
他们倾尽自己的才智,精心养护茶苗,让他们茁壮成长,他们不断总结经验,让这些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‘神树’适应新的环境,他们将第一批茶树长大后结下的果实作为种子,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广泛栽种,他们在茶树产茶之后,耐心细致地教会当地人制茶。
总之,他们非常认真,非常敬业,非常富有国际主义精神,把中国茶树成功地引种到印度的土地上,并成功地教会当地人制出上等的红茶和绿茶。
星火可以燎原。于是,英国东印度公司,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司,曾经以鸦片敲开中国的大门,大赚白银,现在,他们手中又握有了更加重要的杀器——茶叶。
英国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,正在打破中国的茶叶垄断。除了福敦之外,那八名中国人“功不可灭”。当然,他们至死也没有弄明白,自己是中国的罪人。
汉口茶叶的出口量,由于他们的“贡献”,从过去占整个中国销量的百分之八十,渐渐下降,到1890年,就只占百分之十。
英国政府对这种不太光彩的事尽量低调,福敦这位有功于英国的“植物学家“,并没有被授予国家勋章之类,甚至可以说,他遭到封杀,只是他不缺钱用。
1880年,福敦死了,他离开了这个世界,但是,在喜玛拉雅山南麓,那无边无际的茶树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。
从1851年开始,通过反复的试种,1856年才算落地生根,经过短短二十几年,英国人就可以从印度运回他们需要的茶叶了。
这是一件巨大的商业盗窃案。英国人没有丝毫的不安与愧疚,相反,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,伟大的胜利。
被福敦和八个中国人葬送的中国茶业,从1880年开始发酵,不过,这时的中国人尚不太知情。
等到大家都知道了,东印度公司已茁壮成长。他们不仅可以供应英国的茶叶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二,而且他们还计划,制造出包装更加精美的绿茶向中国倾销。
1881年,汉口的英国茶商并没有减少,反而开设了更多的茶行,这些茶行出售纸装的,罐装的,包装非常精美的绿茶,花茶。这些由东印度公司生产的绿茶,让所有的华商惊讶得合不上嘴。
我说:“我的故事讲完了,”
张驰感叹地说:“万老师讲得确实生动,如果当年英国人不偷走茶树苗,那八个中国人不教会英国人种茶,制茶。英国人就占领不了世界茶叶市场。
现在,中国茶很少有人要,世界红茶,主要是由英国提供。包括日本人在上世纪来到中国,我们没一点防范意识,允许他们对宣纸生产工艺进行拍照。结果日本生产的宣纸,比我们的还好。”
史厅说:“这些,确实是沉重的教训。一些古老的技术要加强保护。”
史厅的话音一落,明白拿眼暗示我,提示我该给史厅说说他妻子调动的事了。
我没理他。
这时,史厅说:“故事也听完了,张驰先生想请万老师测个字。”
我爽快地说:“行。最好写一下。”
亦书拿来纸笔,张驰在纸上写下一个“真”字。
“测哪一方面?”
张驰笑道:“大师,就想测下有件事能不能做。我不说具体事,模糊一点行不行?”
“行。”
众人也不知道张驰到底要测一件什么事,一齐望着我,希望我能测出张驰心中的具体事来。
我知道他的本意,就是希望某件事情是真实的。但他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件什么事。